4月1日讯 今天，《足球报》发文从六大利益链条对于本次中国足球塌方式腐败进行了全面梳理，并给出了解决之道。

链条之一：管理层操纵比赛

解决办法：构筑全面防线

这次中国足球反腐风暴之中，多名涉案人收受贿赂、利用职权通过俱乐部直接操纵比赛结果，影响升降级，破坏联赛公平竞争秩序，对中国足球行业生态的影响十分恶劣。从时任武汉卓尔主帅李铁，到前足协主席陈戌源、足协副主席李毓毅、足协原常务副秘书长陈永亮、前足协副主席于洪臣等人全面涉及收受贿赂并利用职权操纵比赛的罪行，直接破坏公平竞赛秩序，对职业联赛良性发展造成了巨大打击。

相比十余年前的中国足坛系统性腐败案件，这次中国足球管理层直接操纵比赛结果方面的腐败程度完全超出公众心理预期。这体现在涉案人员收受贿赂金额巨大，涉及人员权力大、职位高、人数多和俱乐部广等方面。

要从根本上杜绝足球管理层以权谋私直接操纵比赛的违法违规行为，必须加大执纪执法力度和问责力度，完善监督机制，形成外在和内在监督手段的全面防线。包括巡视组机动巡视、针对足协组织赛事专项巡查、专项治理，还要打破圈子壁垒，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主动接受社会各界深入到足协内部的监督。

链条之二：遥控“官哨”

解决办法：提高管理透明度

这次反腐风暴目前重点虽然不在裁判界，但以陈戌源和曾在足协裁判办供职的中超公司前总经理陈永亮等人，公然收受贿赂在裁判判罚、俱乐部和球员纪律处罚上牟取不正当利益，其性质比裁判收受贿赂导致不公判罚更为恶劣。

中国足球的社会满意度长年处于低位，裁判选派不透明、判罚争议过多带来的公信力下降是重要原因。尽管中国足协十余年来也有新的制度、方法和规范选派裁判，并加大了对裁判的内部处罚力度，但因为来自足协管理者的权力寻租，内控机制不到位让这些不断完善的制度、方法和不断加大的处罚力度仍然缺乏透明度和统一标准。

足球管理层影响裁判判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缺乏内外结合的有效监督，管理层和裁判自由裁量权过大。杜绝足协管理层对裁判界的违规控制，本质上还是要落在公开、透明和加大处罚力度，让足坛管理者和裁判两个手握关键权力的群体，不敢逾越红线。

链条之三：人事管理

解决办法：严管选拔招聘

以前足协主席陈戌源为首的足协管理者任人唯亲，任人唯钱，“卖官鬻爵”，跑官买官，足协又怎么可能以发展中国足球为主责？足协内部人事选拔的腐败被曝光后，其荒诞和令人震惊的程度丝毫不亚于足坛管理者个人的贪腐程度。人事选拔腐败从本质上是足球生态败坏的根源，同时又进一步破坏足球生态，形成了恶性循环。

要从根本上杜绝“贿选”，建立与完善公开、公平选拔机制是关键。鼓励向社会开放，吸引各领域人士参与选拔过程，作为选拔透明度的外部监督，或许会成为行之有效的尝试。

足协人事选拔、招聘理应条件严格且对外公开，杜绝“任人唯亲”的回避制度也应严格执行。广受诟病的“萝卜招聘”和“绕道进人”更应该从这次反腐风暴之后彻底消失。足协在选拔、招聘方面也要接受内部和外部的共同监督，并且能接受机动巡视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只有加大与纪检监察部门的配合力度，招聘岗位资格条件都要经过纪检监察部门审核，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禁绝“任人唯亲”和“任人唯钱”。

链条之四：国字号选帅

解决办法：监督员参与过程

这次反腐风暴中，李铁通过行贿成为男足国家队主帅，又通过巨额受贿选择球员进入国家队，在社会层面的舆论冲击力非常巨大。作为国家队主帅，李铁还违规干涉球员转会，从中谋求不当利益。国家队主帅参与球员转会本身就涉及利益关联，自然无法做到公平选拔和使用球员。

目前，足协已经开始招牌社会监督员，就应该让社会监督员监督国字号选帅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在保证选帅保密性的前提下，足协选帅的最终选择过程的合理性、理由的充分性都应接受社会监督员的监督，避免李铁贿选事件的重演。

链条之五：商业开发

解决办法：杜绝权力集中

当年国足教练的翻译，多年后能负责协调国足赛事，成为国际足联和亚足联比赛监督，甚至在足协16个部门中身兼三个部门一把手。董铮的权力过于集中，而绝对的权力极容易滋生腐败。8年之间董铮非法收受广州恒大等23家俱乐部贿赂共计38次，被控受贿金额2200多万元。涉案款项涵盖足协多种事项，包括媒体版权合作、足球赛事承办、赛事票务代理、场馆验收、商务运营管理、装备违规处罚、参赛费拨付和球员经纪等。

董铮的案例是中国足协内部权力过于集中的极端表现，经历这次影响面过大的贪腐案，未来足协在内部组织架构方面，理应做出合法合规合理的整合。真正做到部门设置精简高效，管理层兼职行为得到严格约束和规范。以案为鉴，让足协、中超联赛公司成为国家队、中超商业环境良性发展的健康管理者，形成公平、公正、透明的商业竞争环境。

链条之六：赛事开发

解决办法：严禁权力寻租

与以往中国足球更多涉及联赛、俱乐部、教练、球员、裁判等的“软件”贪腐不同，这次中国足球贪腐案还牵涉到赛事承办、体育场建设招投标等“硬件”方面的贪腐。赛事承办、票务代理、场馆验收、参赛费拨付等方面，都是此前往往被忽视的领域。这次，几乎掌握中国足协和中超商业开发权力的董铮再次成为主犯。武汉全民健身中心副主任刘磊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涉案犯罪与武汉市多个体育场馆的翻新工程招投标密切相关。

商务开发集中管理，本身是以利于监管为目的，避免分散运营各自为政导致联赛商业利益受损，但集中管理更需要严格的监管机制。足协内部监管失位最终还是形成了商务开发领域个别管理层人员一手遮天，导致贪腐覆盖到赛事承办和体育场招投标领域。未来，如何更好在赛事承办和体育场招投标方面达到公平、公正、透明的标准，对未来足协承办国际大赛至关重要。